西方學者研究「快樂」心理，近年紛紛指出有偏差，因為調查對象只是WEIRD國家及地區——Western西方、Educated教育程度高、Industrialized工業化、Rich富庶、Democratic民主。如果跨五大洲域，結果便大不同了（見Alternative Recipes for Life Satisfaction: Evidence from Five World Regions一書）。
就算同是用中文的內地和香港，也有文化鴻溝，有時還會以為不是「外國」、「外文」而忽略了箇中的微妙分野，到頭來生了誤差。
譬如「熱烈歡迎」橫額，這在內地是最基本的了，在香港卻從來沒有這個習慣，歡迎不必熱烈，不必夾道，一切在心中，較含蓄，硬要大字標題張揚反而見外了。「尊敬的X先生」倒是容易接受，融入書信交往。
袁隆平院士逝世，內地轟動，一片哀傷，我們在香港看到報道也很感動。他一生豁達愛大地，民眾的敬愛赤誠也真摯，但在香港就起不了波瀾。
內地朋友解說：「糧食關乎民生，大陸民眾的『飢餓記憶』很深刻。所以悼念的規模空前！」袁隆平在國人心中地位崇高，都說許久沒有哪一個名人逝去，會引起民眾自發絡繹不絕沿路送行，有普通市民也有學生。每一株雜交水稻，每一碗米飯都包含了這位「雜交水稻之父」的畢生心血。七十年代他研發中國雜交水稻，大大提高稻米產量，為中國以至全球糧食供應和安全做出重大貢獻。他鞠躬盡瘁，默默耕耘，是中國農業的一面旗幟。
論者指出他是「自學型」的農業科技試驗者，不是出身名校，他也不忘「稼穡之艱難」和「曾經的飢餓」，懷抱讓國人遠離飢餓的遠大理想，體恤民疾，保留讀書人的良知。「對中國農民的苦難有深刻體會」、「親歷了六十年代可怕的大饑荒」。
這一切，香港人又怎能真切感受？
2021年6月1日